近几个月，新冠病毒疫情波及面之广、影响之大远远超出2003年的SARS以及人们的预期。疫情期间，社会上有很多关于高校公共卫生教育的讨论，反映出社会对公共卫生教育的期待。
目前，中国约有100所大学设有公共卫生学院或预防医学系培养本科生、70所培养硕士研究生、30所培养公共卫生博士研究生。
高校公共卫生专业曾经为中国的传染病防控作出过重要贡献。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要传染病控制工作中，一批高校公共卫生专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著名流行病学家魏承毓先生就是个例子。他当年亲临现场指导和组织控制霍乱疫情，结合实践教书育人，编撰多本重要著作，对中国公共卫生教育事业的影响深远。
然而，与当年相比，高校公共卫生在SARS和此次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的作用相差甚远。随着国家和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科研和研究生培养功能逐步加强，以及这些机构在数据、标本、现场工作等方面的优势，高校的传染病研究和教育优势已经逐步丧失。此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流行和资源投入力度加大，也使得高校公共卫生传染病领域后继乏人。
同时，在传染病专业方面的弱势并不意味着高校公共卫生在非传染性疾病领域就具有优势。高校公共卫生虽然产出的论文数量越来越多，但在重要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等）的技术指南制定和大型研究方面贡献有限。与解决健康实际问题的脱节，也影响着高校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质量。
新冠病毒疫情引起许多思考，比如应当如何定位高校公共卫生教育、改革公共卫生教育、体现公共卫生教育的使命。
定位公共卫生教育的主导权在国家和学校。教育管理者需要考虑如何通过发展高校公共卫生教育服务“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根据中国工程院研究，1998至2012年，护理学、中西医结合和口腔医学的招生增速分别为32%、29%和22%，而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仅为7.3%。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毕业生数每年约为7000人左右，占全部医学类毕业生的比重从1998年的6.4%下降到了2012年的1.8%。虽然各方都强调“预防为主”，但如何将其在教育政策中体现是个问题。近日，教育部宣布研究生扩招18.9万人，其中公共卫生硕士是重点专业之一，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高校如何看待和对待公共卫生专业也很重要。在目前学科评估体系引导下，高校在资源配置和发展中往往更看重“大专家（院士、杰青、长江等）、大成果、大论文”，而公共卫生的学科性质使得自身处于竞争劣势。公共卫生教育若想得到重视，就需要跟着评价指标走，即便这些指标的导向可能与公共卫生“促进人群健康”的使命背道而驰。
北京大学在学科发展方面比较有定力，氛围比较宽松，因此我们公共卫生学院比较幸运。但是从长远看，如果目前的学科评价指标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压力只会越来越大。通过此次疫情，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明确，公共卫生教育的初心是服务大众健康，并以此完善公共卫生教育评价体系，就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进步。
疫情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教育者是提高公共卫生教育发展质量的决定因素。发展的外部条件很重要，但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推给政策和环境。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从2013年开始教育改革，从课程内容、教育方法和教师能力建设等几个方面着手，旨在培养中国公共卫生领军人才。我们认识到，在公共卫生风险日益复杂和多变的社会中，公共卫生人才不仅需要知识和技术，也需要领导者，这是“双一流”高校应当承担起的责任。
此外，北京大学从2017年开始试点公共卫生专业博士学位（DrPH）人才培养，率先探索公共卫生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已经从疾病控制机构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招收了约30名专业学位博士生。中国需要更多实用型公共卫生人才，以及公共卫生干预和实施性研究。此次疫情中，为了加强高校传染病专业建设，我们制定了引进专门人才、改善科研和教学条件、加强相关课程建设等方面的计划，希望能够得到实施。
为了促进社会的健康安全，中国高校公共卫生教育改革的步子需要迈得更大一点、更快一些。
孟庆跃系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