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高等教育需要面对的危机吗?

蒂莫西 • 德温尼(Timothy Devinney)和格雷厄姆·道林(Grahame Dowling)认为,新冠疫情大流行为大学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将那些不起作用的策略抛在身后

五月 14, 2020
Illustration of people pulling up the sun / Covid-19 virus whilst others are running away
Source: Getty (ed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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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1月29日,时任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后来的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面对严重损害澳大利亚主要经济部门的金融危机时,他说:“这是我们需要经历的衰退。”后来,基廷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及这句话,据说他的回应是,只要他也能因澳大利亚后来的经济繁荣和随之而来的人均收入增长得到赞扬,那么他同样会为此言承担责任。

这个故事揭示了危机的两面性。对许多人,尤其是媒体人来说,危机完全代表悲惨和厄运。但是,对于有远见的人和冒险家来说,它们代表着真实、有意义的变革之机遇。不是强加给决策者的改变,而是由决策者实现的改变。

在高等教育领域,几乎所有评论员和大学管理人员都在大声疾呼,称新冠疫情危机对整个系统构成了重大威胁。大学的财政收入将会出现灾难性的短缺,这将导致大规模裁员以及对学习和研究的严重干扰。这些影响无疑会发生。各国为抗击新冠疫情都被迫积累了巨额公共债务,因此期望政府放松银根以帮助高等教育行业实现复苏是不切实际的。

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大学都要进行一些重大的革新。最大的问题是,高层管理者和治理委员会能否胜任这项任务。

尽管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和英国,但我们相信,澳大利亚的经验教训适用于发达的英语国家和其他国家。对我们来说,新冠病毒大流行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纠正大学和决策者过去犯下的许多战略性错误。例如,大多数公立大学看起来更像是臃肿的集团组织,而不是专注于知识资本和信息传播的机构,而它们本应帮助经济和社会走向未来。如今一所典型的大学拥有与学者人数一样多的行政人员,以提供越来越多的课程和社会项目,更不用说还要满足政府的需求,使其越来越具有与政治动机一致的附属结构。运营这样一所大学的成本是巨大的。

许多评论家已经注意到,高等教育承受压力已有时日。对诸如中国这类国家来说,教育部门此前一直不发达、资金不足,因而主要的压力在于增加投资、找到关键的人力资本并确保投资被用于实实在在的产出而非浪费在官僚主义或政治权力建设。对一些其他国家来说,其压力源于人们对提高效率的要求,以及担忧教育是否“物有所值”(包括教育和研究两方面),还有对大批毕业生待就业难题、高校降低录取门槛的后果、相对高校数量而言不断减少的适龄大学生群体等问题的焦虑。

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学管理层通过多种方式应对这些压力:通过扩大招生规模和促进招生多样化来增加收入,拓展生源国和课程项目,在教学方面挤效率(如雇佣临时工和提高师生比),在债券市场上增加债务,以及尽可能地筹集资金。这些零敲碎打的努力基本可以在短期和中期内实行。在成本控制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有大学减少了与直接产生收入无关的学术支持。然而,这些提高收入和控制成本的措施并非没有负面影响,比如学生入学和毕业标准都有所降低。

新冠疫情使增加招生人数成为关注焦点,因为这是填补日益增加的大学运营支出的主要方式。这其中有建议通过开设新课程吸引更多本地学生,但此前绝大部分收入的增长来自外国学生数量的激增。尽管这一点在澳大利亚和英国最为明显,但国际学生留学人数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所扩大,尤其是在英语教学国家。

对许多学校来说,国际学生不再处于学校运营的边缘,而是学校生存的核心。其数量的增长是逐渐发生的,以帮助大学平衡他们认为的政府投资不足。在某些方面,国际学生收入成了学术界的“快客可卡因”。借助充当“经销商”的全球中介市场,原本只是短期的补救措施已经变成了长期戒不掉的瘾。

当国际学生生源被新冠疫情打断时,这些“上瘾”的大学意识到他们遇到了问题。以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为例,这意味着近6亿美元的预算赤字,导致该大学考虑采取削减职员工资等措施。

现在清楚的是,大多数大学为应对环境压力而制定的策略只是眼下的权宜之计,是细枝末节的、渐进的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短期的补救措施加剧了长期的结构性问题。

Illustration of people pushing a lifebelt shaped like a coronavirus on the beach

留学生收入模式的一个关键是交叉补贴。绝大多数外国学生来英国大学学习的是商科(例如在英国,每七名学生中就有一名是商科学生)。我们发现许多国家的商学院已实现了工业化运营,并通过建立分校向海外扩张。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类商学院的总数有了大幅增长(2017年估计超过1.6万所)。

这对大学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商科的教学成本相对较低。正如国际商学院协会(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在商科教学中,只有不到50%的学者符合“学术型学者”的标准。这意味着,一家能达到认证标准的商学院在谁有资格任教的问题上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交叉补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纯现金流。英国特许商学院协会(Chartered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Schools)指出,英国商学院平均向其大学上交约38%的收入以支付集中管理费,甚至有11%的学院上交超过60%的收入。这最适合大学的规模化操作,它所产生的不是数百万美元,而是数千万、数亿美元的净现金流。因此,你会发现,商学院往往规模非常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为学校四成以上的学生提供服务。这些做法最终失效,但其缺陷却只有在措施实行后才会暴露。比如在2018/2019学年,纽卡斯尔大学悉尼校区的中国留学生数量骤降,该校因而面临严重的财务问题;又比如一旦爆出国际学生利用论文工厂完成论文的丑闻,学校资金都会紧张。

第二种形式的交叉补贴是劳动力补贴。大学经常要求商学院与那些有较弱需求的学院联合办学,以避免关闭那些收入不稳定的非商科课程。不可避免的是,这些课程的入学标准通常都较低。例如,在校园开放日上经常出现这样的对话,即学生(或家长)说他们“恰恰”卡在学习商科的分数线上,询问他们是否还能被录取。通常的行政回应是:“不能,但如果你愿意考虑学习某某专业,那么你可以参加一个联合项目,该项目也会授予你商学学位。”

这棵“摇钱树”促成了澳大利亚(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大多数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管理过度。许多校长都在哀叹,他们的大学充斥着大量繁文缛节,而许多人正试图减轻负担。然而,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指出的那样,官僚主义始终能够自我延续下去,除了在“冰冷黑暗的极夜”中继续生存之外,别无其他目的。

泰晤士高等教育和其他媒体的许多评论员都对行政机器的崛起和教职工自治被削弱而感到惋惜。我们不需要深究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的种种细节,但是这种管理冗余具有深远影响。其一是行政管理很少带来收入或节省支出;相反地,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成本,而教师必须通过教授更多学生或获得更多捐赠、慈善或企业支持来支付这些成本。由于大多数行政成本是固定的,至少在短期内,任何程度的收入下降都会加剧这种压力。

第二个问题是,许多行政职能与大学的主要收入来源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学者们会发现自己参与的活动越来越多,但这些活动既不会使他们成为更优秀的教师或学者、不会让他们获得更多外部资助,也无法提高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或科学家的声誉。学术人员必须承担的行政职责中,很少或是没有能够优化学生体验的事务,而且有些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官僚作风会扼杀教学和学习的创造力和创新性。

许多行政活动的目的在于对接各种机构,包括政府、资助者和授权机构。它们主要受到行政版本的“最佳做法”和希望降低一些操作风险的驱动;虽然,有趣的是这些风险评估似乎都没有考虑到疫情大流行而导致的闭校危机。

如今的大学多数建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理查德·鲁梅尔特(Richard Rumelt)所称的“糟糕的策略”之上:一种“囊括了大量相互冲突的需求和利益”的策略。正是这种零碎的方式造成了财务依赖,将如此多的学院置于风险之中。

迄今为止,世界各地许多大学在财务管理方面都很幸运。在各国政府削减资金时,国国留学生的激增恰逢其时——就像流动性和低利率带来了廉价贷款。但这种运气已经到头了。糟糕的战略思考让大学陷入了困境,因此需要一些重大反思来摆脱困境。

毫无疑问,已经选择的策略将是得过且过。毕竟,这是绝大多数大学结构所适应的方法。不要指望当地议会成员、高级管理者自愿让位给一群新的战略思想家,来努力实行鲁梅尔特所谓的“良好的策略”,即“将精力和资源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关键目标上,这样所取得的成就将会带来一连串的有利结果”。相反,他们往往会违反一个基本的商业规则:让你走出困境的最佳人选并不是最初让你陷入困境的人。

然而,对我们来说,当前的危机代表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真正具有破旧立新和创业精神的领导人脱颖而出。将危机转变为机遇需要在机构层面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分拆、合并和解聘教职工。很少有人愿意着手这些改革,除非是迫在眉睫。而且,这需要对大学领导层(从校长到院长)的“工作职责”进行彻底改变。特别是,他们需要更加重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而不是只求安稳混混日子;他们需要聘请真正的学者以身作则,而不是抛弃纯粹的学术追求、走上行政管理的道路。

外部参与者也要改正自己的做法。政策制定者要放弃他们暗中控制大学的本能意愿,不要将大部分财政负担转嫁给他人,这会促使循规蹈矩的大学行政部门的负担更加沉重。如果高管们想要保持大学持续输出人力和智力资本,还需要商界拿出实际行动,而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最终,整个社会都要认识到,在高等教育中,就像在其他任何事情中一样,你的所得来自于别人的付出:不论他们是纳税人、本地学生及其父母、国际学生还是企业,无一例外。

蒂莫西·德温尼(Timothy M. Devinney)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曼彻斯特商学院主席和国际商务教授。格雷厄姆·道林(Grahame R. Dowling)系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营销学荣休教授。他们的新书《澳大利亚大学的策略:修正与重新提交》(The Strategies of Australia’s Universities: Revise & Resubmit)将于6月出版。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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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thing that must change is the practice of staff accepting BRIBES from students in order to receive a higher grade on their work. This is especially prevalent in Australia where overseas students do not need to attend classes, write assignments, or sit exams but will return home with a high grade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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